自孔子在杏坛聚徒授业之后，人们就把教书育人之所称为杏坛。本人自进学校门读书始，直至做教师于今，已与杏坛结缘近五十载。其间，亲历或闻听了不少轶闻趣事，现笔录几件分享与读者诸君。
一、荷枪的战士
上高中时，我的语文老师是湖南师院中文系毕业的。
他姓谭，四十多岁，高瘦的个子，留着小西装发型，因脸长而无肉，颧骨显得突出，高而直的鼻梁上架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亲切略带狡黠的目光从镜片里射出，蓄着稀疏的八字须。他衣着朴素，甚至有点邋遢，完全没有受过高师教育之人的派头，若穿上长衫、戴上玄色瓜皮布帽，倒跟电影里的私塾先生有几分相似。这只是表象，其实，他博闻强记，亲和力强，语言幽默、风趣，授课颇具形象性和直观性。因此，班上很多人都爱上了语文课。高考时，一百二十分的语文，班上有一人考了百一十二分，九十分以上的也大人在。有一次，他在上茅盾的《风景谈》时，讲到了“荷枪战士”，他突然从讲台侧面的角落抓起一把扫帚，右手握着扫帚扫地的部位扛在肩上，迈着军人雄纠纠的步伐在讲台上一本正经地来回走了一趟。讲台下面同学们先是一怔，然后哄堂大笑。有人笑得前仰后偃，有人还笑出了眼泪，还有人笑得抚着肚子直不起腰......可他半丝笑意也没有，一脸的严肃，慢条斯理地说道：“同学们，看懂了吗？这就是荷枪的战士。”他把扫帚随手甩回原处，转身拿起粉笔在黑板书写出一行漂亮的行草：荷者，扛也。荷枪即扛枪。他又补充道：“同学们，学语文不但在课堂，还要在课外，要善于联系与对比。现在课堂上知道荷的意思，谁能说出课外的一句歌词，里面也有‘荷’当‘扛’解释的？”“荷把锄头在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有同学反应极快，脱口而出。“说得对。这是台湾歌曲《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的一句。”大家的积极性被他调动起来了，你一言，我一语，举了许多例子，课堂显得热烈而活跃。
那堂课，我不仅获得了课内的知识，也获得了课外的知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三十多个春夏秋冬过去了，却恍如昨日。
二、郑儒老师其人其亊
粉碎四人帮后，邓公复出，，及其站稳脚跟再持国秉时，便在举国上下平反冤假错案，大搞拨乱反正运动。我镇一个叫郑儒的人，其父出身地主家庭，因言语不慎被划为右派，开除了教职，返乡务农。邓公为其平反，恢复教职，还补发了几十年的工资。一年后，老父退休，郑儒顶职成了一名小学教师。
郑儒生得白白胖胖，小眼晴，个子中等偏上，说话斯斯文文。他毎期上第一节课都是同样的套路。他站在讲台上左手举起课本，右手指点着，便开讲起来：“同学们，我叫郑儒，是你们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课。这节课我们一起来认识认识手中的书。大家看到了吧，湖南省六年制小学试用课本，这就是说这书是给湖南的六年一贯制的小学生读的，而且是试着用的，还有修正的可能。待湖南的小朋友用一段后，感觉都好了，它就会确定为正式用了。”郑儒老师稍事停顿，便用右手指着左手举起的书本讲着：“大家再往下看，这两个大字有谁认得？请回答。”“我认得，语文。”一个扎着两个翘翘的活泼的小女孩站起来回答。“对，回得很对，是语文。但是又有谁晓得什么叫语文呢？想好的同学请回答。”讲台下面的学生听了老师的提问，你望着我，我瞅着你，一片茫然。几分钟过后，还没有人回答。“不会了吧，老师告诉大家。语文，就是研究语言和文字的一门学科。它在民国时，可不叫语文，叫国文。依我之见，语文，语文，说白了就是培养人识字说话和写文章的一门工具课。既然是工具，大家就应该认真学习，努力掌握。郑儒说着，说着，便停了下来，反伸着右手往背上搔了几下，又接着讲课：“同学们，第三册告诉我们，这本书是二年级第一期用的。湖南中小学教材编写委员会编和湖南省教育出版社出版是让我们晓得这书哪里编写的，哪里制版印刷的。”课堂上，郑儒老师不厌其地讲解着，讲得唾沫四溅，一直讲解到印数和定价才肯停下来。
读者诸君，读到这里你们一定很纳闷：这是甚么鸟老师，上的甚么鸟课，不是个二百五，就是个神经病！这下真让大家猜对了：郑儒老师还真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关于郑儒为何患上精神病的事情，笔者不得不交代几句。
父亲划右派时，郑儒刚好读初二，弟弟读小学，哥哥在同济读大三(英语专业)。后来，哥哥瞅了个机会，与三个遭遇相同学从云南边境的一条河各抱着树筒子泅水偷渡时，惊动了巡逻的边防战士，招来一梭子弹，即刻有两人血溅河水，刻毙命了，只有他侥幸泅了过去。后来，他巧遇缅甸一华裔珠宝商且被看中成了他的乘龙快婿。在商人的指点下，哥哥也开了一家珠宝店，经过几番打拼，终于发迹了。这些情况，当然是郑儒从哥哥的信中得知的。有一次，哥哥寄来一张彩照，看着哥哥左右站着两个妖冶漂亮的夫人和他们身后豪华的庄园式别墅时，郑儒很是羡慕和向往。哥哥在境外富裕了，日子过得很滋润，可是有郑儒在家的日子过得艰难：成绩优异的他升学无门，回乡修理地球；父亲挨斗他还得陪斗，好不容易娶到的老婆竟然抛下一岁的女孩，睡到了隔壁公社包谷大队那个丧妻男人的床上。看看哥哥照片，想想自己的处境，郑儒心里像熬糖一样难受。毎次看照片后，郑儒都会目光呆滞，暗自垂泪，嘴里不知叨唠些什么。久而久之，郑儒就变得胡言乱语了，夏天穿棉祆，冬天披单衣，患上了精神病。后经医治，好了许多，但与正常人比还是有点差异。
邓公复出，平反了右派，落实了政策，打通关节后，郑儒顶替父亲，当了小学教师。开始老父带他上课，后放手让他干。可是，郑儒毕竟是沒有完治愈的精神病患者，无法驾驭课堂，不能胜任正常教学，可他也是体制內的人，不可能将其除名。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学区只能将其转岗为乡附中的司点员。郑儒司点准确无误，手提一只闹钟，秒针、分钟和时钟都走到应走的地方时，手中的点锤才能敲到点上。
我曾经与郑儒在同一学校工作。当时，学校有小学部和初中部，虽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但统考风盛行。有些老师为了在统考中取前面的名次，毎逢开学时就拒收所谓的“差生”。有一次，我亲眼见到郑儒在操场上的苦楝树下，一本正经地劝小学部那个拒收“差生”的班主任：“曾老师，我们办的是义务教育，老师有义务向他们传授知识，他们有义务读完九年书。你拒收学生，是与义务教育精神相悖的。”那位老师没有听进郑儒话，因为在其眼里，郑儒只是个神经病。为自己的劝说失效，郑儒显得很是无奈与无助。
还有一次，我们在校外散步，郑儒突然向我发问：“邓老师，现在都分田分地到户了，都各顾各了，那么若干年后，山塘、水渠和水圳都淤死了，谁还能聚得拢劳力来清淤？禾还不全干死？”“郑儒老师，这样的问题，肉食者谋之，汝何间焉？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埠头自然直。你还是少管闲事，打好点吧。”“那是，那是。”郑儒不停点着头。
随着时代的进步，郑儒的岗位被电铃抢去了。郑儒內退后，因女儿在深圳工作，他的生活便由在县一中任教的弟弟一家人照顾。
郑儒老师卒于2016年5月，享年六十二岁，葬于祈福园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