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我打开吸油烟机想要炒菜时，忽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我以为是吸油烟机出了毛病，关掉后，那声音还响着。这次听得很清楚，“叽叽”“叽叽”，声音发自吸油烟机的烟囱里。我站在厨房仔细听了一会儿，泪不由得在眼眶里打转，这声音我太熟悉了，在老家的屋檐下，在房上的瓦缝间，在思乡的梦里，我都无数次地听到过这样的声音。这声音我听了二十几年，它只能属于一窝刚出生不久的麻雀。
我决定不再炒菜，迅速跑出屋门，站在楼下的马路上，抬头看着五楼从厨房伸出的那截烟囱。我惊喜地看见，在烟囱的缝隙间挨挨挤挤地伸出三个小脑袋，小脑袋上和我想象的一样，全都长着稚嫩的黄嘴丫。我准确地判断出，他们出生绝对不会超过三天。我知道这三个小兄弟现在还不会飞行，每天只能躲在家里，等着爸爸妈妈叼回食物来喂他们。他们的父母此时一定正飞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焦急地寻找着食物。城市里没有虫子，更不可能有打谷场，他们要到哪里去给孩子们找东西吃呢？
若是在农村，寻找食物就不会是个难题了，依靠他们敏捷的身手，即使是从鸡鸭的嘴边也可以轻易地夺得食物喂饱孩子们。麻雀呀！麻雀，你何苦要到生存艰难的城市里来安家呢？有可能小家伙父母的父母就生活在城市里，他们已经过惯城市的生活，适应了城市的环境，就像我的女主人一样，高傲地认为自己是只城里的麻雀。也可能小家伙的父母像我一样进城不久，城市的高楼大厦，灯红酒绿让他们充满了惊奇。他们终于决定不再飞回熟悉的农村，从今以后在城市里安家。他们大概是飞过了一条又一条大街小巷后，才在这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找到了这个相对柔软安全的地方。
那一天我在马路上看了很久，直到三兄弟的父母叼着食物飞回来，我才放心地离开。从那天开始，我炒菜时不再使用吸油烟机了，我认为排出的气体不利于小麻雀的生长。我需要保护住在烟囱里的三位兄弟。
女主人很快发现了我的反常行为，她嗅到了屋子里的油烟味。即刻提出了质疑。那时我正站在厨房里陶醉地听着三兄弟的叫声，我已经能够准确地分清他们声音中的微小差异了，有一只不叫我就会心事重重。女主人说，傻瓜蛋，有吸油烟机不用，你丫神经病啊？我刚给她干活时，她对我的称呼是四个字——文学青年。这四个字用她地道的北京话发出来，显得无比的恶毒，基本上和傻B划等号。雇用我三个月后，她叫我的就是这三个字——傻瓜蛋，她说之所以没有解雇我，是因为我看上去不像别的人一样吓她一跳。
我示意她小声一点，低声说，烟囱里有一窝小麻雀，他们是我的兄弟。女主人上上下下地看了我一遍（好像我是个什么怪物），扭身走出了厨房，在门口她从牙缝里挤出了两个字——农民。我喜欢这个称呼，虽然它同样恶毒，但我确实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我认为做个农民并不可耻。
我每天都会久久地站在厨房里听兄弟们的叫声。有时候他们的叫声很焦急，我也跟着着急，我知道他们一定是饿得慌了，而他们的父母还没有飞回来。有时候他们叫得很开心，我也跟着兴高采烈，我知道他们一定是吃饱喝足了，望着楼下的车流人丛渴望着他们的飞行呢！
我的行为终于让女主人愤怒了，那天我站在厨房里发呆时，她对我说了一个字——滚！文学青年——傻瓜蛋——农民——滚，从四个字到一个字，我到城里后的第一份工作就这样结束了。
此后，每天我都会站在马路上，抬头看着烟囱里的三位兄弟。在我估计兄弟们要出飞的这一天早晨，我早早地来到了那幢楼下的马路上，我看到烟囱的缝隙间一共伸出了五个小脑袋，加上一个我，出飞的仪式显得无比庄重。
他们的父母开始轮翻地飞出去，在空中转一圈又飞回烟囱里，叽叽喳喳地叫着鼓励他们学着去做。我把手握成了拳头，默默为三兄弟加油。不久，第一只长着黄嘴丫的小麻雀终于离开了烟囱，摇摇晃晃地飞了十几米又赶忙回到了父母身边。接着第二只，第三只也同样飞了出去。三兄弟不停地飞出去，又飞回来，慢慢地他们飞行的路线越来越长了，飞得也越来越稳了。最后，五只麻雀一齐从烟囱里飞了出去，飞上了城市的天空，在令人迷茫的城市里消失了踪影。我知道他们不会再回到烟囱里了，我也再不会听到那亲切的“叽叽”声了。我知道三兄弟在城市的生活绝不会一帆风顺，他们的前途并非一片光明。我在心里说了句，兄弟们，不行的话，就回农村老家吧！
转身离开时，我意外地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脸上已经流满了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