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做妻子的责任是相夫教子。如果这便是贤妻良母型女子的话，我的母亲是无愧于这一美誉的。
人生活在世上，应该是有很多基本生存要素的。这里面既有做人的道理，还有做人必备的“技能”，比如认字、识人、看天；忠贞、慈爱、节俭。
幼年，母亲是我的启蒙老师。认字、识人、看天，除了这些，母亲还手把手教给我一些日常的生活知识和哲理。正直、忠贞、慈爱、节俭等为人的品行和做人的道理，则是母亲身传的。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母亲是一位智者，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
（一）
四岁时母亲就教我认字了，这正是新中国诞生的那一年。母亲小时候读过书，是初小毕业。像她这个年龄，初小毕业虽算不上知识女性，但和旧中国大多数女性都被无端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相比，母亲还是幸运的，也算得上是有些文化了。自身受教育的经历使母亲竭尽全力为我开辟求学的路径。母亲在用报纸裁成的四五公分见方的纸块上写上毛笔字，无非是人之初、一二三等。大约到那年年末时，我已经认得二三百个方块字了。不但教识，还教写。这种早期教育可能对我的一生有着很大的影响。次年，母亲就让我去上学了。当时的幼儿园叫半年级。母亲因为家里穷，想想我已经有这点能耐了，就领着我到圆通小学（浔北小学的前身）报了名。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母亲搀着我的手，我们走进了朝南的教室。讲台在西边，教室里已经有很多“同学”。我紧张得很，觉得大家都在看着我。好像是一位女老师，她很和气地让我上了讲台，从黑板下面的槽槽里拿起一截粉笔，递给我。我有点颤抖的手刚好够上能写字的高度。我很有勇气地按照老师的要求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老师笑着点了点头，让我坐在第一排靠里面的位置上。接着又向母亲点了点头，那意思是“没事了，请回吧”。母亲看了我好几眼，然后转身走了。就这么简单。按照时下的说法，这也算是破格录取。那时好像根本没有什么“后门”，更没有繁复的招生手续。论我家当时的家庭经济状况，根本没有开“后门”的条件；事实上也没有开“后门”的必要。放学时，母亲也没有像现在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样，早就等候在校门外了。我和几位才相识的同学一起回家，出了校门左转弯顺着宝善街下塘（经过盐店桥堍、糖坊、朱正兴马幛店、罗荣记面店等），走过栅桩桥、莲界桥回到自己的家。
我成了一年级的学生。可我的家穷交不起书学费，母亲给老师递上了要求全部减免学费的申请，但书费总得自己付吧。那时父亲失业了，家里的生计靠他挑乡担支撑着。挑乡担基本上是以物易物，父亲用蚕蛹糖（只记住好吃的）还有其它什么的换农民的鸡蛋等“土特产”。母亲向老师承诺每天从父亲换来的鸡蛋（再换钱）中省下500元钱（旧币，相当于币制改革后的5分钱），由我交给老师。母亲不食言，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凑成这个数。那时的老师真好，从不嫌麻烦，从没有一丁点儿歧视穷学生的目光。后来居然还推荐母亲在大礼堂（现广惠宫）的某次全镇性大会上发言，这大约是1951年前后的事。那时我还小，不懂事，不知道母亲发的什么言。据后来母亲说，是让她作为重视子女受教育的先进典型发言的。穷，当时竟成了一件十分光荣的事。
我上学不久，就生了一场大病，休学了。第二年复读一年级，也才6岁。以后我没有留过级，倒是从初一“跃进”到了初三，17虚岁就高中毕业了。这么一家穷人家，培养到我拿上高中毕业文凭，也算是不简单了，母亲确实也是尽了职了。我本来是个愚钝的人，母亲的早期教育使我的智力因人为的开发有所逆转。工作后，我还通过函授学习获得了大专文凭。1992年全国第一次评定政工职称，我成了湖州市唯一破格的人选荣获了高级政工师的任职资格。母亲当时很高兴。我更想到，这个“今天”是永远和5岁那个“往日”血肉相连的。
（二）
在我和妻子的眼里，母亲是很识人的。凡到我家来的亲朋好友同事邻居，一般她并不妄加评论。母亲一生除了做过几年保姆，在德泰顺干过几年临时工，基本职守就是持家。她疏于人际交往，她的识人究竟源于《麻衣相法》（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看过）还是得益于中国古代其它的神秘术，我不得而知。母亲并没有这么博学，按她所说，这都是“老古话”，即是口口相传的经验之谈。
母亲常挂在嘴边的识人“秘诀”，有“男怕低头女怕仰”“脑后见山的人无情义”“红颜女子多薄命”，很多我都记不住了。有时候来人后她似乎是无所指的对我们说，“说起话来摇头的人不好弄”“用眼梢看人的人不真诚”，等等。我和妻子最佩服她给两个人看“相”。她们都是同厂的女职工，一位身材高挑，面容娇好，年轻时也能说会道；另一位身材矮小，举止还稍见猥琐。这两人也是我家的近邻，母亲对她俩的评价截然不同，也更出乎我们的意料。她说后者“坐架影好”（即坐势好），老了有福的。而前者她说，“以后不见得好”。现在我们都是60开外的人了，一生已经定型，两人的晚景都不幸为母亲所言中。这使我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去奉化溪口时，买到过一本当地政协编纂的人文资料，其中有一篇说到蒋介石母亲王采玉年轻时在店堂里，其时经过一位相士，那相士正面打量她，王氏不好意思便转身进屋，此时相士见其后影，竟拍手大笑：“真大富大贵之身也！”这个传说，和母亲的看人识人一样都或多或少沾染着唯心色彩，有时还掺入了封建礼教的元素。就像母亲的“男怕低头女怕仰”，几乎和古代要求女子“笑不露齿”如出一辙，是显而易见的封建礼教对女子的行为规范。但细细品味，似乎又不得不把自己置身于“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尴尬之中。
母亲还有一句口头禅：不识人苦一世。这话是很精准的。但有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在识人的环节上不出差错？尽管从小有过母亲的点拨，后来，我还是对几个自以为相知相交相处的人看走了眼，使自己蒙受了很大的委屈，甚至缺失了表白的机会。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我看走了眼的家伙即使对我拨再多的污水吐再多的口水我也认了，让时间去为我洗刷吧。
母亲的看人识人往往还会和圆梦存在某种联系。母亲对记忆中清晰的梦境常常有个说法，比如梦见大火大水大粪骄阳和蛇，母亲总说是好梦，做了这种梦日间心情则会如阳光似火焰，或许会有财气。大约八十年代初某个大年初四，晚间一梦我陷于浩淼大水之中，几成灭顶之灾，梦醒后尚惊魂未定。次日母亲说，有财。果然，当天我一次收到了《工人日报》《机械周报》的两张稿费单，在当时说来也确实算是大丰收了，使我过了一个很愉快的新年。一次，妻子用过早饭后跟母亲说，我昨晚梦见XX了（已故）。母亲嘱咐她，那是鬼！今天上班自己要留心，少说话，别碰上活“鬼”。还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从母亲识人圆梦看，似乎她是个被唯心色彩严丝密缝包裹着的老年妇女。这倒也不尽然。她常说起的几句话是“听了医生要饿煞，听了佛法要打煞”“千佛万佛就是一佛”，就很有些“反潮流”精神。对医嘱要尊重，但毕竟遇上具体医案，往往众说纷纭，使人莫衷一是。母亲的意思，对此视为金科玉律并无必要，还是需要自己把握，凭着自己的感觉走。佛法无边是信徒们的座右铭，但作为个体还是应该把握一个度，不要走火入魔，不必见了庙就烧香见了菩萨就跪拜。她老是说“心诚则灵”，从中也折射出母亲知识女性科学认知世界的另一面。
（三）
母亲有很多看天的谚语，如“小暑一个雷，要做倒黄梅”，“盲子（盲人）先生活特（了）一百，不见黄梅水不发”，“早看头顶穿，夜看四脚圆”，“处暑雨，都是米；白露雨，偷稻鬼（ji）”,“冷在三九，热在中伏”，“夜晴不是好晴”，“东鲎热（日）头西鲎雨”，“东北风，雨太公”，“回光返照，门（明）朝晒得癞痢头厣翘”……这些天谚，都是前人在识天方面的经验之谈。在我小时候，应该都是很灵验的。当然，现在气候变化反常，有些“规律”似乎被颠覆了重写了，这与环境的恶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就拿“早看头顶穿，夜看四脚圆”来说，用它来预见一天的气候命中率是很高的。“夜看四脚圆”，就是每天傍晚看天，头顶云层多少关系不大，只要四围近地平线处没有云彩，第二天准是一个好天。而清晨看天，四围的云层可以忽略不计，只要头顶清亮，必定天气不错。母亲是个很勤快的人，我们的四时衣着她都是“未雨绸缪”，特别是冬衣。一般秋高气爽时，她已经在打理我和弟妹的棉衣棉裤（那时不要说羊毛衫羊绒衫，连线衫线裤也没有）了。当朔风起时母亲便亦歌亦咏地唱着：“老西北风一发，懒惰娘娘一吓，破絮棉袄无着，两件布衫一夹”。
我小时候多病，生过“华白（方言）”，现在医生说起来可能就是急性肾炎，还经常抽筋发烧。有一次，我抽筋抽得厉害，母亲只好去找一位叫王赖皮的针灸医生，医生用银针在我手指上刺，挤出血来。母亲看在眼里，以后我再发病抽筋时，她就依样画葫芦地用缝衣针在相似的部位刺，此种方法甚至一直沿用到弟弟身上。夏天，我们小孩子家往往顶不住酷热，常常中暑，此时母亲会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在我的双眉间和后颈处用力提拉皮肤，反复至皮下出血，我则痛得哇哇大叫，母亲称这为刮痧。有时用手帕包了癞蛤蟆在我身上擦，称之为“收惊”。被母亲这么折腾一通，病居然好了。看来这是穷人家对付常见病的一种灵丹妙药。
（四）
因为家里穷，在我小时候这几年，有时甚至靠变卖家产度日。在我记忆中搬进百间楼下河东13号时，家中物件已是寥寥。后来隔壁陈家阿婆搬走了，母亲看在房租只有5角的份上，我们便从楼上的中间搬到了东隔壁，唯一的感觉只是稍稍挤了些。我估摸这房间只有10-12平方。此时的硬头家什只有一张八仙桌四只半高凳一只梳妆台一个垫箱橱两只皮箱，还有一只铁床。楼下只有一只方桌四条长凳。后来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又卖掉了一只箱子。母亲常常为此长吁短叹，说自己嫁错了人家。父亲找不到就业的管道，家中没有经济来源怎么办？母亲毕竟是有点儿文化的女性，持家也有方，那时还只有30多岁，年轻着呢！于是有人便介绍她去人家当保姆。母亲是位很自尊的女性，从心里说她并不愿给人帮佣，但为生活所逼，毅然走出了第一步，先去了菱湖隋兆祥医师家。母亲后来告诉我，隋医师是个好人（听说后来他当了吴兴县副县长，在《新观察》杂志上我还看到他要死后捐献遗体的报道），他很尊重母亲。母亲在那里并没有人格上的失落感。母亲在菱湖“打工”的时间不长，大约一年左右。因为在那里“工钿”很少，每月只有4万元，这4万元无法维持全家四口的生活。后来她便经人介绍去了上海，在那里帮佣每月收入是8万元。我在《父亲的花白头》中描述了在南浔轮船码头我们依依惜别的那一幕。当时，甩下我们只相差一岁的兄妹俩，母亲肯定是下了狠心的。事实也是这样，父亲有时要出去找门路，家里丢下我们兄妹俩，又无亲眷眷顾，有时真是有了上顿无下顿，凄苦之状莫可言状。现在想起来，母亲这狠心当时应该是下对了，母亲外出帮佣，使我家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日。当我们长大后，母亲曾经隐晦地透露过，她那时尽可“另攀高枝”，但她绝对不会萌动这种可恶的念头。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是“晚上（后来生出来的意思，晚，读满man）亲儿子，及不来门角落里瘪老鼠（指老公）”。我家穷归穷，母亲和父亲的感情还是根深蒂固的，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历经磨难而坚定不移。继承了“三从四德”传统道德观念的母亲，贫穷绝对不能易其志。家中稍有点可口的东西，母亲总是以父亲主外挑着家里的重担省给他吃；父亲又以孩子年幼难为他们跟我们过穷日子而省给我和妹妹吃。到上海后，母亲每月从“工资”中拿出一半寄回家(多了怕父亲会把握不住)，另一半则留着。反正她吃住在主人家，只要不添衣着，她完全可能不动用余下部分的每一分钱。大约一年后，父亲和几位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一起开始经营水果。我记得那时父亲的几个合伙人叫孔玉山、蔡云钦、庾杏生，都是很厉害的角色。父亲有了行当，就迫切需要母亲回来照顾家庭。母亲稍稍积攒下来的一点钱便成了父亲“重起炉灶”的本钱。
母亲从小受外婆的熏陶，精于女红。我记得在我初中毕业前，身上穿的衣裤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布料大都是一种叫龙头细布的土布。后来年纪稍稍大起来，看着人家的孩子和同学都穿洋机踏的衬衫和外套，心里挺羡慕的。一条用裤带打了褶才能拴起来的裤子，一条对襟纽襻的土不拉丘的上装，一个平顶头，和小和尚差不多。那一次要去大同照相馆拍初小毕业照，我厌恶极了那不能再土的陡领对襟布衫，犟着没有翻领的衬衫就不去拍照。母亲扭不过我，和父亲一商量，就给我到旧货店里化5角钱买了一条香港衫。香港衫是短袖的，母亲让我把它穿在里面，外面罩着对襟布衫，然后把香港衫的领子翻出来遮住小圆领。因为是半身照，衬衫的袖口反正看不见。这是我第一次以“洋装”亮相。
小时候虽然家穷，但我并不明白节俭的含义。母亲对我的节俭教育，并非都是和风细雨。那次母亲从上海帮佣归来，很慷慨地给了我壹仟元（旧币，相当于币制改革后的1角）。我从来没有经手过这么多零用钱，兴奋得一夜都没有睡好。第二天放学后立马把钱花了个精光，买回了“叫蝈蝈”铅笔盒玉米棒等一大堆东西。当母亲看到我如此不珍惜她苦挣来的钱时，顿时大怒若狂（我从未见过），居然用手把竹 榻的扶手也打断了。母亲罚我跪下，我一个劲地讨饶。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胡乱“消费”了，我的袋角里总是干瘪瘪的。家境和自小养成的节俭习惯，使我直到高中毕业当上代课老师，每月留给自己的零花钱只有29元中的五十八分之一。有时星期天和朋友出去走走上一次天韵楼，吃一碗小馄饨（8分1碗）便“精光滑塌”了。这使我的消费长时间停留在匪夷所思的低水平上。已经20多岁的小伙子了，还不知“卤汁面”为何物？后来好友吴立民请我上长兴馆吃“卤汁面”，我才明白原来是以肉片为浇头的面。
我身材矮小，小时候常受同伴的欺负。邻居中有一位同龄女性，很刚性，连头都理的“西发”。一次我从她家门口经过，被她打了，哭着回家。母亲很光火，领着我上她家的门，跟她妈说了事，母亲没有骂娘，她说大家邻里乡亲的，要互相照顾，不要诉诸武力。后来她不欺负我了，工作以后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那次回家，母亲就对我说，做人要不欺人也不怕人。以后我一直记住母亲的话，长大了直到晚年，我不会去欺负人，也没有能力去欺负人，但对欺负我的人在忍之再三后，也会怒不可遏地进行反击。我觉得我没有做什么亏心的事，就用不着怕什么人。
我最感激母亲善待我的妻子。妻子对我母亲，简直和女儿之对于生母有过之而无不及。直至今天，妻子还常常念叨婆婆的好，把婆婆和自己的母亲进行比对。虽然对于亲生母亲，妻子也是孝心可鉴，但妻子也公平地评论亲生母亲对于自己来说，只能算是一位不尽职的母亲。她常说自己在娘家犹如一棵草，到了我家虽也穷却把她当成了宝。亲生母断绝了她读书的路，从不关心她的身体生活。因此她也特反感那句“拳头上出孝子，筷头上出忤逆”的老古话。她说，照这么说我们现在孝顺父母都是拳头上打出来的？这是本性使然！融洽的婆媳关系源于母亲父亲待她如同己出。生活上的关心照顾自不必说了，当我们小夫妻闹别扭时，母亲从不偏袒于我，总是责骂我而抚慰妻子：“都是这个赤煞鬼（读ji）不好！”一次妻子赌气回了娘家，母亲就不停地骂我，要我去把妻子领回来，向她道歉。这其实也是母亲处理婆媳关系的高明之处。现在很多人家婆媳关系紧张，一方面媳妇有责任，不知体谅婆婆，往往在言语上稍有磕碰便从此交恶。但另一方面婆婆的偏心也是重要原因。总之双方都缺失互谅互让的精神。我的母亲和妻子在这方面都表现得虚怀若谷，彼此从无芥蒂，给虽不富裕但却平和的家庭增添了诸多愉悦，其乐融融也使我在青壮年那个黄金时段，从不为家庭所累，也从没有祸起萧墙的事情发生。
母亲是1994年走的。母亲比父亲小13岁，但他们在天堂里却是同龄人，一岁也不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