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郞的长篇小说《命之运》讲了一个很感人、非常接地气的符合特定时代的故事。文学即人学。《命之运》中的主角和配角个个性格鲜明，有血有肉，完全符合生活和人性。讲好符合生活、显示人性的故事，让故事中的人物个个立起来，是所有作家应该坚持的宗旨。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司徒云湘生活在贫穷落后的湖南山区，放学回家的路上还得给家里割猪草，初中时与同村同学萧东升产生了恋情。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司徒云湘不仅仅是学习好，还是个有思想、有心机而又十分重孝道的早熟孩子。她知道自己能考上高中，能考上大学，但家里经济条件差，继续上学的话必然加重父母的负担，又考虑到学习比较差的萧东升可能连高中都考不上，便在“中考”前做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决定——辍学，这样，既能减轻家庭负担，支持五个弟弟妹妹正常上学，到了结婚年龄后还能和萧东升过上“一起下田干活，一起上山采药”的普普通通平平淡淡的“幸福生活”。云湘这个要辍学的想法，先后遭到了郑老师、萧东升和父亲司徒骏的阻拦，反对，不得已只好参加中考，继续求学。
更能显示出云湘有“心机”、很理智的一件事是，因为要继续上学，她要割断与萧东升的恋情，理由是：“东升哥，......你想一想，假如我考上了高中，那三年后我就要考大学，你再仔细想想，四年大学上完了以后，我还能再回到这山沟儿里来和你一起过日子吗？”云湘的明智决定，避免了恋爱对她学习上的干扰，避免了恋爱对萧东升的情感折磨，总之，避免了她与萧东升爱情悲剧的发生。
故事开头部分的郑老师、萧东升和云湘的父亲等“次要人物”的活动细节，也都写得符合生活，都有自己的个性，一点不朦胧，不概念化。
司徒云湘到北京世纪财经大学报到时，所带费用是用一个米袋子装着的，倒在地上像“小山儿”似的一大堆，一扎一扎的全是小面额的钱，十元一扎或一元一扎。这是她父亲向全村人筹借来的钱，一共八千元，交了各种费用后，还剩下一千多元。到了第五个月，手里的钱还剩下不到一百元了。正在发愁的时候，妹妹来了电话，说是父亲上山采药摔折了腿，不但不能偿还一部分外债，还不能给云湘寄钱了。怎么办？她考察了一下其他贫困女同学的“生存之道”，不外乎三个办法：一，谈恋爱，跟富家子弟谈恋爱；二，打短工，挣点儿零钱，如搞家教，当售货员和茶馆服务生，休闲陪聊，到餐馆当临时工等；三，利用星期天或晚上到离学校较远的地方从事色情服务。云湘反复考虑后，决定从事陪聊并从中挣点“酒水”提成。这样，她便结识了仁义君子刘建国，......不能再“剧透”了，否则，你看原著的时候就不新鲜了。
女主人公与刘建国的婚外情维持了十余年，但读者却很难从道德的角度去评判他们俩的是非，对错，作者李郞甚至认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开始，最终达到了神圣的爱情”。作者李郞一再强调，他这部书的主题是：如果理想被生存取代，那将是人生的悲哀。作者要揭示的就是理想与生存的关系和两者孰轻孰重的这个人生大问题。让人无奈的是，所有不同身分的穷人，都必须把生存摆在第一位，最终能实现理想的只是少数。司徒云湘便是经历了生存的几番挣扎之后终于实现了个人理想的少数人之一。她当上了一家外企在中国的三个分公司的总负责人，还当上了“环球投资公司瑞士总部”的副总裁。
作者李郞把主人公进入外企后的奋斗写得错综复杂，形象而真实地再现了“商场如战场”的人间现实，穿插着一个美丽女强人在男性追求者中的戏剧性周旋，尽显了各色人等的人性本相。
“用审美的方式揭示真相”这一说法常被用于戏剧理论，其实，这个说法适合于各种形式的文学艺术。这里的真相，是指人的真相，生活的真相，政治的真相，历史的真相。演戏、写小说、采编新闻，都必须揭示真相。真相一旦被揭示，它一定是美的，而且是有力量的，否则必然是丑陋的，达不到任何宣传效果。文革时期的报纸新闻常常这样开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社会混乱到民不聊生，官无宁日，国民经济几近崩溃了，还谈什么“全国形势一片大好”？用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写下的新闻、小说和戏剧，一定是丑陋的，让人读后、看后一定十分反感，不会产生任何积极力量。真相产生美，美的事物才会产生力量，给人以启示。我对李郞《命之运》的评语是：揭示了生活的真相，生存的真相，人性的真相。作品的美也就在于它揭示了真相。
《命之运》这部小说载于一部书名费解甚至怪异的《聊斋悟侦》里，2017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写于二0一七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