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街灯都亮了。一些人匆忙地奔向一盏叫做家的灯火，一些人却背离了这盏灯火，向黑夜游走。
这是年关。晚餐的香味从许多屋子里若有若无地飘出，街道两旁的树上挂满了喜庆的红灯笼，卓依婷演唱的《恭喜恭喜》不依不饶地灌进耳廓。少年询却执意与一切的温热、欢喜和热闹背道而行，他拉起了棉袄上的帽子，裹紧了大半张脸，像一只缩进硬壳里的蜗牛。对于世人的目光，他总是刻意躲避，仿佛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无需与他发生关联。
作为亲人，我似乎从未读懂过他的内心。温暖的饭食、长辈的呵护、宽阔的未来，为什么他都不屑于拥有？
我仍然记得，童年的询有着最为放肆的大声哭叫，还有着最天真无邪的破涕为笑。他是那么灿烂，那么明朗，那么干净。我总以为他会顺着一条清澈的河流缓缓前行，生长成我们想望的样子：一棵挺拔向上的白杨，或是一只强健有力的小豹子。
而那些阴郁，是怎么一点一点地种进他的心里，直到长成郁郁葱葱的荆棘，覆盖住了阳光的呢？
我的头想得生疼。整整一个春节，我的先生都在热衷于制造一个属于我们的男孩，一个在我们离去之后能够与我们的女儿相互取暖的男孩。而我知道，事情远没有我们所期待的那么轻易。一粒种子的萌发需要肥沃的土壤、充足的水分，还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关照。更重要的是，当小苗拱土而出，需要怎样的阳光雨露空气水土，需要怎样持久用心的浇灌牵引，才能使它不至于旁逸斜出，向着那明媚的充满亮光的一头拔节。
断裂。是的，我突然想到断裂这个词语。如果一个基因的链条突然断裂会怎样，如果一个完整的酿造流水线断裂了一个环节会怎样，如果一颗嗷嗷待哺的心突然断裂了爱的乳汁会怎样？
那种断裂似乎已经很遥远了，其间的过程也已模糊不清。没有人记得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讷言、孤僻，远离他人的注视。当一根紧紧连接着心与心的铁丝渐渐被时间之吻氧化、锈蚀，似乎没有人意识到离它被绷断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少年询已经在那条背离常轨的路上走了许久。
事实上，在这个家庭里，也许只有我会将十七年的光阴像倒录像带一样从那个婴儿呱呱坠地的冬天开始进行回放，以期获得忏悔和反思之后的顿悟。当然，我知道这些于少年询早已于事无补。对待一个正在生长的独特的生命个体，我们都没有经验可以学习复制，我们都没有机会可以从头再来。
抱怨、指责、争吵，相互的推诿，像硝烟一样弥漫在两代人之间。电话一声紧似一声地从广州砸向瑞金，又从瑞金砸向广州。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兄嫂，每天都在着急上火，每天都在为一个少年的归期和未来而忧心忡忡，却又无计可施。
“为什么不拉住他，把他绑上车？他跑了你们不会自己直接坐车过来吗？”
“再不要让他上学了，让他去打工，让他自食其力，谁都不要管他的死活。”
“再不要去找他了，冻死饿死咎由自取。”
……
兄长在电话那头狠狠地放出这些时而铿锵有力，时而矛盾重重的言辞。似乎轻松洒脱，似乎完全把这个父子亲情隔断多年的少年抛诸脑后。可是，我懂得他话语后面掩藏着的无力、无助、无可奈何，还有无比的酸楚。
那个大年二十六的黄昏，少年询在祖母的催促下踽踽而行，他的脚步是随时可以定格成永恒的慢动作。祖父和祖母挑着沉重的行李，用了世间最深沉的耐心，前后裹挟着少年走在通往车站的路上。
到广州去过年，是这个家庭计划了许久的事情。三张车票，三个人，外加鼓鼓囊囊的行李，即将让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可是，少年询却上演了一场完美逃离。是即兴的发挥，还是长远的预谋？谁也无法翻开他的内心作出正确的揣测。
人声喧哗，汽车正在发出嘟嘟嘟的启动声，祖父正在检票，祖母正在将行李塞进车厢。多少人为着一次即将到来的远行内心笃定，多少人对一段与亲人团聚的时光充满期盼，只有少年询悄悄地从喧闹的人群中退场，沉入了一个人的世界和一个人的苍茫。
剩下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被抛在风中，失去了前行的要义。
二
我在那个寒风凛冽的夜里，迎接了父母的归来。父亲嗓子已经嘶哑，脸色是那种激动之后仍旧未曾消散的赤红。而我，正收拾了一切，反复查看确认了水电门窗的安全，即将锁上大门，回到自己的家。就在一小时前，我都以为对于这座屋子的照料将贯穿整个春节。
“怎么又回来了，询呢？”我一脸的惊疑，总以为是车子的延误才导致旅途受阻。事后，我的女儿说出了她的直觉：“一听到外公外婆的声音，我就估计询不见了。”有的时候，孩子像个先知，而我们的内心被各种混乱的物事充塞，甚而麻木、迟钝，轻易就被孩子的敏锐秒杀。
“人都不见了，还去干什么呢？”我的父母，重重地墩下了行李。言语中裹着满腔的悲愤。这悲愤，比身背肩扛的这些行囊还要沉重，还要无力承担。我忽然心疼地发现，他们又苍老了许多。父亲的头顶白发日益稀疏，竟能反射夜间的灯光；母亲的脖颈向着更低的方向越缩越近，浑身的皮肉无可挽回地往下坠。从前的顶天立地，从前的果敢决断，全都不见了。他们已经年近七十，他们再没有多少心血可资损耗。我真的担心，他们会被接二连三的击打和愤怒拖垮。
一再地乞求司机慢一会儿发车，一再地奔跑、寻找，然后无果，然后被整车的旅客催促，甚至责备、唾骂，最后是用极昂贵的手续费退掉了三张车票，无功而返。要知道，这是春运啊。我能想象到他们的焦急、无措，内心备受凌虐。我恨自己没有一同前往，没有在变数突然而至，如同惊雷翻滚的时候与他们一同承受。即便是歇斯底里，即便是悲伤欲绝，那个时候，我也应该和他们在一起。
我知道，我的父亲性子急，我的父亲有轻度的冠心病，我的父亲比任何人都要俭省，都要心疼从兜里掏出的每一分钱。
可是，这一切似乎还没有完。
我的兄长听见这个消息，第一句话却是：“你们不会别管他，自己来吗？”父亲闻听此言，险些喷血。这轻飘飘的，极不负责任的一句话，无论是否发自内心，都将加重父母的悲愤。站着说话永远不会腰疼。是啊，一个婴儿被硬生生地从母亲的乳头上拽开，长成十七岁的少年，这些年多少光阴不都是祖父祖母陪着他慢悠悠走过的吗？反而是他的亲生父母，与之朝夕相处的日子屈指可数。
两个早已无力握住生活的老人，难道他们不愿意放手这份责任吗？难道他们不希望轻松地逃到儿女的羽翼之下吗？只是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一旦离开，那个少年便连最后一条退路都没有了。
父亲扔下电话，面如死灰，一言不发跌跌撞撞地进了房间，将自己重重地摔到床上。随后，我听见捶打床铺的声音，听见一声紧似一声的悲鸣。母亲走进去，然后出来，眼睛红红的，她说：“他在哭。”我的父亲，三十多年的相处岁月里几乎从来没见他落过泪的父亲，此刻变成了一个任性的无所顾忌的孩子。所有的担忧和委屈，怨怼与愤懑，全都化作了那一声声反复的捶打和悲鸣。
母亲强忍住悲伤，从那些编织袋里一件一件地掏出物品。香肠、腊肉、红鱼……那些属于春节的散发着芳香的美味，原本是要给儿子儿媳以及小孙儿带去的。三代同堂，合家团聚，这原本会是一个多么充满欢乐的年。那个六岁的小孙儿，母亲也曾一把屎一把尿地陪伴抚养好几年，她多么想再次见到他，听他脆生生地喊她“奶奶”。
可是，随着一个少年的逃离，所有美好的憧憬和关于年的喜悦都烟消云散了。大年二十八，母亲怯生生地提出，要不要买一只大公鸡过年，父亲断然摆手：“人都不见了，哪有那心思？”
似乎是一种宿命，这个家庭从兄长奔向广州的那一天起，就注定要像地球的南北半球被切割成两半。亲情、血脉、责任，都隔着山水迢遥，隔着冰和火的距离。
三
如果把盛装记忆的篮子稍微掀开一个口子，逃离的少年，之前我并不是没有遇到过。
小学四年级，男孩鑫被分到我带的班上学习。清瘦、秀气，眼睛里汪着一团清澈的水，但从不主动将目光迎上来，是那种暗藏的机巧和聪颖，或者，更多的是想淹没于众人的小心。我有些不相信花名册里他的分数，二三十分，这不应该是一个没有先天智障的孩子的成绩。稍微努力一把，上升至及格总不是件难事。
我有些踌躇满志，为鑫安排了成绩最好的女生做同桌兼小老师。课堂上，常常不经意地点到他，回答最简单的问题。作业不交，我苦口婆心地劝说。那时候，我对教育充满着理想主义，总以为顽石也有开花的那一天。
直到有一天，鑫不见了，整整一个上午都没有来到学校，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去了哪儿。
我拨通了鑫的家长电话，“求求你给我个机会，不要再对爱说无所谓……”彩铃的乐声热闹又哀怨地蹦将出来，几乎吓我一跳。但女人接电话的声音很好听，类似于某一种鸟叫，清脆灵动，让人不禁对其外貌作出良好的揣测。
那是鑫的妈妈。她来了我办公室，柔和又不失礼貌。我端详着眼前的女人，她的整个形象甚至不能用女人来称呼，更像一个女孩。蹬着白色的球鞋，一身清爽的运动装束，加上高而蓬松的马尾，不施脂粉的青春美好的面庞，我简直无法将她与一个四年级孩子的妈妈联系在一起。
“鑫走了你知道吗？”
“上午出门时他背了书包，我以为他来了。他出走不是第一次了。”
“孩子怎么会这样呢？”
“我们是单亲家庭。我和他爸爸，在他两岁那年就离婚了。”似乎她早已习惯了老师的问询，似乎那个经常出走成绩倒数第一的孩子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少难堪和失落。这个妈妈除了礼貌地交流，脸上写着的，更多是轻描淡写。
“要去找找他，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不用，找也没用。”她知道鑫从她包里偷了一些钱，等那些钱花光了，他就会回家的。每次都是这样。
的确，鑫在三天后回到了学校，他的妈妈像一个巫师一般，预言了事件的结果。后来我知道，除了零食和游戏，少年鑫对于人世的一切，几乎都失去了兴趣。现实无情地宣告了我的失败。
一个熟识鑫家庭状况的同事悄悄告诉我：鑫的妈妈一直从事出卖自己的行业，游走于形形色色的男人之间，除了供其衣食温饱，根本无暇顾及鑫的成长。我突然内心疼痛，突然无法接受这个赤裸裸的事实，一个长得那般青春美好的女性，她怎么可能？
“再怎么样，也不能扔下自己的孩子不管啊。”我说。
同事的解释似乎合情合理：“她也蛮可怜的，带着一个拖油瓶，自己没有职业和手艺，总要赚口饭吃。”
存在即合理。似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委屈和理由。久了，便是麻木。但是少年呢，他来到人世并非己愿，难道他该被世界弃置不顾？
此后，鑫依然如故，一再逃离，一再无踪迹可寻。我不明白那个年轻的妈妈为何一再让他偷走包里的钱，莫非其实是一种纵容，或者是厌烦了日复一日的拖累，想藉此完成一种连她自己都没有察觉的被动的逃避。
最后一次，鑫出走有十天之久。在鑫回来那天，我对鑫的妈妈说：“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管理他，那么就送他去全封闭的学校吧。至少，在那里他的生命安全是有保障的。”她听从了我的建议，除了多花些学费，这似乎的确是一个好主意。从此，她拥有了更多的自由，而我，也卸下了长久的担忧。
可是，这真的是一个好主意吗？安静的时候，我常常一遍一遍地问自己。在那所被军事化管理的学校里，鑫真的能如我们所愿，戒除对游戏的深瘾，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吗？他的生命里，会不会出现更多的断裂和更多的空？
那个时候，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我的家庭里，会出现和鑫同样的问题。我们一家世代忠厚，家风甚正。父亲在麦菜岭方圆十几里德高望重，他以贫穷之手将我们兄妹供出农门，这件事在当年，在那个偏远的山村几乎可称得上伟大。父亲知书达礼、认真严谨，谁家有了家庭矛盾都要请他调解撮合，谁家有了红白喜事都要请他全程协助。这些年，他婉拒了老家大部分的迎请，对询可谓放下了所有的威严和身段，谁能说他家教不好、敷衍塞责呢？
终于也轮到我们思考一个严峻的问题了。就像几天前，一个在公安局上班的朋友对我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将询送到全封闭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去。“先把玩游戏的瘾戒除了再说。”他很认真地劝我。由于我拜托他寻找少年询，他以职业的责任和一个成功家长的经验，对我说了许多：“我们遇到太多这样的问题少年了，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留守造成的。无论谁找我，我第一个要劝的，就是让父母回来，至少回来一个。”
可是我的兄嫂，正在广州建造属于他们的事业和小儿子的未来。沉重的家庭负担不允许他们放下手中的生意，小儿子的未来不允许他们抛下正在努力做的事情。那些正在开着的机器，没有一天可以离开了人；那套每月高额还贷的房，没有一天可以让人停下喘息。他们说，大的没管好，希望小的这个，会更好。似乎谁都没有错，似乎谁都有满腹的无奈和冤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