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什么，在我的记忆深处，总有一股无名的哀伤，它萦绕在我的脑海多年。即使在万家灯火，喜庆团圆的节日里，也总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它幽幽的飘荡在西北大地的深山里，萦绕在黄土高原的土峁上。或许，这就是西北平原上的“燕赵悲歌”吧！它，神秘的在人们的心中盘亘，萦绕。
它的形成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在我的私心领域里，应该确切的说，它是戏曲的鼻祖。它，就是秦腔。
秦腔，作为一个剧种，在大西北的黄色土地上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韵味和传奇。已深深地扎根在这片干枯的热土中了。
尤其在西北的农村，有一种传统的风俗，每到岁末年初，人们最大的爱好，那就是赶庙会看戏。有的村子每年都有定时的庙会，每逢庙会时，村里的打谷场上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好不热闹。
周围用彩旗绸布搭起的旗子迎风飘扬，大红大绿的别有一番情趣。改革开放初期，村里还没有通电，是那种添加柴油的发电机带动的马达，点亮了几只电灯泡，如同白昼照亮了整个村庄。
少时，戏台前的空地上，似乎沸腾了，小孩在灯光中做着各种鬼脸，比试着谁的帽子仍的高，嗓门亮，在空地上打滚，嬉闹。宁静的夜空被闹醒了。
乡村的孩子是纯净的，阳光的，是那种明媚的如同土地一样的质朴。只要有一粒种子，便会使他们在干枯的土地上扎根发芽。他们灿烂而憨憨的笑容，让人感觉到春风满面的如同朝阳。
在乡村，每逢庙会时，每家都有亲戚上门串亲戚。也就是拜望一下老人，顺便住宿看戏。七姑、八姨，舅奶、姨婆都来了，为的都是看戏。
她们领着孙子孙女，穿着只有节日里才穿的衣服，或挎个篮子，或挽个包袱。乐此不疲的奔走在“看戏”的路上。一路上只要看见人都打声招呼，好像谁都认识一样的，或者说有一点点炫耀吧！
小摊小贩们也从四面八方挑着货郎担担赶来摆摊，（注：货郎担担，是对一种职业的统称。这个称谓是对货郎担担的称呼。也是改革开放前期的西北商品流通主力军）大姑娘小媳妇马上就围拢过来，挑着自己喜欢的花线线和廉价的饰物。更多的是从商品里感知外面的世界。
小贩的到来，为小村里的节日增添了些许商业的氛围。在我的记忆最深处，最难忘的是看吹糖人，每当看到糖稀在捏糖艺人黑乎乎的手里翻来覆去几个回合，便会出现各种动物、人物、花鸟等不同的造型。每每一个新的造型出现，便会引来一阵惊叹。
再看看周围的孩子们，一个个伸长了脖子，张着大嘴，目不转睛的看着那变戏法似的捏糖人的手上下翻飞。那种痴迷和羡慕，真的想自己能不能去尝试一下。
每当此时此刻，小孩子便成了主流，把小小的摊点围的水泄不通。但是谁都不愿意让人家师傅说话，又都很自觉的又使劲往后挤。生怕碰到摊点。我也是其中一个不愿意让人挤在外面的一个。就这样在又不能前，又不能太后的场景中挣扎。
看见一个精灵的小女孩也在拥挤中看热闹，捏糖人问我，挑一个吧！只要你五分钱。我只会傻傻一笑，摇摇头，露出两颗小虎牙，使劲翕动着鼻子，连同吐沫一道咽下，全然不顾被吸进鼻子里的鼻涕，好像能把糖稀发热的香味和甜味也能吸进去一样。（在当时，买五分钱的东西真的是奢侈品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一种香甜的味道，到现在，我再也没有闻到和遇见过了。
记得五岁那年的庙会，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一生都无法忘掉的两件事。那就是我的父亲因工伤去世了。少不更事的我全然不知，父亲的离去会对我们的成长和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磨难。
另一件事情是看了场戏《窦娥冤》也叫《六月雪》后竟然变得不吃不喝，母亲请便了所有能请动的乡村医生，都无济于事。其中也有懂些巫术的人，他们说我的魂丢了，需要召回来。在他们的“折腾”下，我日渐消瘦，却不见好转。而母亲唯一能做的就是给我灌上一碗红糖水，再到后半夜时，一手拿个擀面杖，一手拿个笸蓝，一遍遍喊着我的乳名，祈求“上苍”让“我”回来。
这就是所谓的喊魂吧！
也许是母亲的红糖水救了我的命。也许是母亲的心感动了“上苍”，我挺了过来。
又逢家乡庙会时节。秦腔那高亢、粗犷的声音又回响起来。伴随着那急促的锣鼓喧天的伴奏声划过夜空，那唢呐吹奏的哀怨，二胡拉响的牌曲。老远就能听到那特殊的嗓音传来的欢娱，无论春夏秋冬，总能吸引四乡八邻的人熙熙攘攘的挤在台前，谁都不肯错过这一年一度的“乡村节日”，品味饕餮盛宴。比起春节、十五都热闹的场景。
就庙会而言，本身就是一种浓浓的乡情夹杂着的亲情。在这种传统的岁月里，人们守望着平淡，守望着来年，守望着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