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常被家里人念叼吃的多。贫穷年代，女孩子饭量大，总归不是个光彩的事，我因此而感到羞愧。我十来岁时，大概是过中秋节，母亲蒸了平时难以吃到的有肉味的包子。据说那天我吃了八个包子。“她竟然能吃八个包子”，这句话成了姐妹们嘲笑我饭量大的佐证，平时拌嘴以不让步的我，竞无言以对，象做了错事的孩子。秋收的季节，父母和哥姐都下地干活去了。我端起簸箕里母亲剥好的玉米粒，来到街前的碾子旁。我把玉米粒均匀地洒在碾盘上，然后抄起大棍使劲推，碾子不动。我来到小棍旁，使劲推，还是不动。于是我转到小棍前面，两手背后，抓住小棍，撅着屁股使劲拉，碾子动了，我一圈一圈地转动碾子，直到把玉米粒碾成面为止。母亲回到了家，一进门就喊:“今天地里活真累，可家里还没有下锅的棒子面，快帮我推碾子去”。我把碾好的玉米面端到母亲跟前，母亲不相信的问我:“是你干的?那么沉的碾子你怎么推的动?”我把推碾子的经过向母亲学说一遍。母亲高兴的连连夸奖:“再别光说她吃的多了，这么沉的碾子，这么小的孩子，吃的少能推动吗?我还没见过谁家的孩子能干这样的活呀!”母亲的话，令我扬眉吐气，象得胜的将军一样扬起了头，满脸放光。没想到的是，在母亲以后的岁月里，直至老年还常被提及，女儿做的一件小事，都令母亲回味一生。
19xx年我高考回家，感觉考的不好，担心没有学上。己经考上大学的二姐说:“我上大学没花家里的钱，你花那么多钱再考不上学，那就下地干活去吧”。我是住校读的深县一中。高二那年，每月家里要给我凑齐九元钱的生活费，所以，与哥姐相比，我的确是花钱上的高中。16岁的我在那一段日子里，感到了压力。我常跟在母亲的屁股后面，拉着她的衣角，一遍遍地问:“要是考不上学怎么办?”母亲不厌其烦，一遍遍回答:“甭听别人叼叼，考不上，我供你复读。”母亲的话是定心丸……，我惶恐不安的心慢慢的得到了慰藉。
母亲生了六个子女，我上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下有两个妹妹。按照闺女排，我是老三。有一年我随母亲去姥姥家。大姨带我去她家住些日子，姥姥送给大姨一只母鸡，我替大姨抱着鸡去了她们家。从大姨家回来时，大姨给我做了四季兰的裤子和一件红色的上衣。大概是看我有漂亮的衣服，其他姐妹心有不平。二姐利用她的语言优势，给我编了一段歌谣:“三闺女，抱只鸡，到东景萌看她大姨，回来穿身新衣服。”然后拉拢小我二岁的四妹和六岁的五妹，三个人有节奏的齐声喊二姐的新作。其实语言并无恶意，但却令我感到孤立。大姐和哥哥是不屑参与我们四人的争斗。孤立无援时，我就找母亲哭诉。母亲就会数落二姐:“这么大的人了，不知道让着她。”有了母亲的撑腰，我也会编些话回击二姐，但始终说不过伶牙俐齿的二姐。还有一次，二姐领着她的小团队和我打扑克，她们赢光了我仅有的5分钱。我大哭，找母亲告状，母亲让二姐还回我的5分钱才算了事。我和二姐的拌嘴，一直持续了我的童年、少年直至参加工作，这期间她给我不停的起着各种外号。现在想来，也是一件件有趣的回忆。各自参加工作后，母亲有一次跟我谈起这些往事，欣慰的说:“你们姐俩，小时候就没断过斗嘴。我还担心两人大了会合不上来呢，现在看来你们之间和其他姐妹一样好着呢。”
20xx年的春夏之交，母亲陪我到邢台眼科医院住院。那年母亲72岁，母亲没读过书，只在扫盲班识得几个字。母亲也没出过远门，到邢台是她此生的一次远程，都是为了陪伴生病的女儿，我住院每天要吃许多药，也用了大量的激素。大概是怕我骨质疏松吧，有一天医生送来一盒药，我的视力己看不见药盒上的字。只听说是钙片，母亲拿起药盒说:“三个字，我认识中间是个‘中’字”。我说:“这是盖中盖牌子的钙片”。母亲说:“想不到认识一个字也能有点用”。这是母亲的语言风格，别人听了觉得逗笑，她却不以为然。医院的推拉门上有“中西医门诊”几个大字，我趴在跟前看，母亲问:“看得见吗?”我念了给她听。食堂门口写有“食堂”两个大字，母亲问“看的见吗?”我点头。母亲说:“看来斗大的字，还能认几箩筐”。母亲领我到医院的小公园去，在鱼池旁，母亲问:“鱼儿游到你那了，看见了吗?”。“看见了”我说。母亲领我到喷泉旁，问我:“看见喷泉吗?”“看见了，白色的水柱”。母亲继续带我各处走。在医院楼前，我抬头向上看，母亲问:“你看见什么?”我说“我能看到八层楼的门窗”。母亲应着，心中充满了希望。回到病房，我趴在墙上的镜框前，母亲问:“看得见吗”?我说:“只看见医生职责四个字，下面字小看不见”。母亲说:“没关系，慢慢会看见小字的”。我和母亲盼着能认识小字的那一天。有一天早晨醒来，我感觉不对劲，跑到视力表前，0.03的视力降到0.02。我走到玻璃门前，母亲小心问:“还看见那字吗?”“中西医门诊”，我答。母亲又领我各处去转，“看见鱼了吗?”“看见了”。“看见喷泉了吗?”“看的见”。我们走到住院部楼前，母亲的心似乎有了些安慰。走到住院部楼前，我抬头望去，我的心一沉，我望不见八层楼的高度了，我只能望到五层楼的间窗。我的视力呢?我的能看八层楼的视力降到了五层楼，再往后呢?我不敢想下去。一连几天，母亲照常陪我看小字，数那几条鱼，看那喷泉白哗哗的水。表面上，我继续和母亲有说有笑，跟病友们讲着笑话，但确确实实我己经望不到八层楼的高度。有一天我终于崩溃，让母亲回到病房，我走到医院门前，仰头望望看不见的天，心中的恐怖到了极点“老天为什么这样待我，谁能帮帮我，这样的一点亮光也要夺走，还不如要了我的命”。无助、恐怖、绝望一齐袭上来，精神防线一溃千里。有熟悉的病友把我拉回病房，我嚎陶大哭，同病房20岁的小姑娘被感染了，她边哭边到我病床前劝我。母亲说“别劝了，憋了好几天，哭出来就好了”。母亲坐在床上，无声的一遍遍抚着我的后背，在72岁母亲的抚摸中，我的嚎啕大哭终归平静。多少年后，我想母亲是怎样知道我的苦痛呢?我不是每天都和她有说有笑吗?那之前，我的恐惧和痛苦不是隐藏的很好吗? 如今，母亲辞世己快三年了，我常常在心中期盼:我与母亲来世互续母女情缘。
